住房改革该为房价上涨承担多大责任？

　　《21世纪》：有人提出，这几年房价大幅上涨，是因为保障性住房建设严重不足。如何看待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和房价之间的关系？

　　顾云昌：经济适用住房当时承担了两个职能，一是保障性职能，二是拉动经济增长、平抑房价的职能。把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控制住，整个房价不就平抑下来了吗？所以在2003年以前，房价相对平稳和经济适用住房有一定的关系。

　　而房价的高涨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住房制度改革和新的住房制度的建立，这两个问题是分开的。所谓改革就是破旧立新，也就是说，住房制度改革有破除旧的住房制度、建立新的住房制度的含义，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住房制度的破旧立新，不破除旧的福利制的、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把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发展混为一谈，把制度改革和房价的高低混为一谈。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制度层面的建设，一个是经济冷热的调控。

　　住房制度和房地产市场也同样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要破除旧的住房制度，建立新的住房制度，不断地深化房改，使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努力解决十七大提出的“住有所居”的奋斗目标，使各种不同收入下的人群都有他获得住房的渠道。同时，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这个支柱产业的冷热变化、发展速度、房价高低都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所以我们必须对房地产的冷热，也就是对房价进行调控，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化、大起大落。住房制度改革和发展房地产市场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任志强(任志强博客|任志强新闻)：我至今也不认为中国的保障性住房严重不足，我们有30-50年的时间是全保障，房改房、公房租赁、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并不低。从1998-2003年商品房竣工约13亿平方米，经济适用房峻工约18.8亿平方米，远远高于商品房。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最低收入的30%的人群和最高收入的70%的人群的住房标准只相差十几平米，与他们的收入差距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全世界各国需要政府完全保障的户数大概不会超过10%，而中国平均下来也就只有2%，北京市推行了全民申报制度，在600万户家庭中只有7万多户家庭需要廉租房，即使按常住人口400万户计算，也只有2%左右的比例，全国平均下来是2.9%，这个比例是很低的，所以我们要建立面向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体系其实并不困难，像北京，符合廉租房标准的只有7万多户，每年投入十几个亿建廉租房，两三年就解决了。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房子住，而是住房条件差，没有水、气、独立厕所、厨房等等。

　　现阶段，我们全部的存量住房约117亿平方米，其中房改房52%，公房租赁11%，还有一部分原有私房，商品房总量只占23%左右。低收入家庭存有大量私房，一方面是因为1995年的私房改革以后，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把“文革”期间没收来的房子还给大家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改造把农村变成了城市，农民的住房同时变成了城市住房，由于取消了农业户口，他们的住房不再是小产权而是大产权了。每年商品房的增量大概只有五六亿平米，而城市化改造带进来的住房需求一年有7亿-10亿平方米。这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可能相对较低，但是私房的拥有量却很大，户均面积基本上都超过了100平米。所以总体平均下来，低收入家庭真正没有住房的比例很低。社会保障体系是让你有地方住，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让你过得很奢侈，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总想把安全网变成弹簧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