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制资源与干部代谢

旅美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在总结中国“从全能专政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教训”时曾指出：中国“国内讨论民主政治转型时，只是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构上特点”，“但是很少直接谈到如何转变成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来一次革命，而“只能用渐进式、演化式的改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点一滴的去解决”[1]。显然，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改革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学者们往往把这些条件归纳为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环境等方面[2]，或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角度去分类[3]。这些分类均涉及到改革推进者这一条件，即“需要有一批具有改革取向和改革意识的力行者[4]”。

2003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提出，要关注政治改革的体制资源与基础问题。有学者表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文本制度中，本来就有许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激活了”它[5]。笔者在以“民主选举、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的动力与基础问题”为主题的发言中提出：“我们不能把体制内官员看作铁板一块，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发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线性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作被否定的对象，对其自我转型的空间和中共政治创新的能力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

如果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政治发展“就是政治当局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和不断调适的过程[8]，亦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互相调适的过程。在讨论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时，不少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国际环境、国内经济状况、民众的教育水平、政治文化及民众的政治行为能力等方面，而较少分析所谓的“体制内因素”，如现行制度对改革和变迁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官员素质状况、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他们组织和操作政治改革的能力等。笔者以为，如果这些“体制内因素”对政治改革具有正向的推进作用时，它们就构成了“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以下简称为“体制资源”）。因此，研究政治改革问题时应当重视对“体制资源”的分析。在近一个时期关于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9]。2001年12月，笔者出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也分析过“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动力”[10]。但从总体上来看，至今政治学界对“体制资源”的讨论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实践中，从村民自治的深化，到乡镇长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竞选和县（区）长“公推公选”的实验，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自由候选人”的参选，到《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均显示出“体制资源”与动力的作用。那么，能否从这些个案的出现来推论其全局性意义呢？显然，个案本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当中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推进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西方政治学界对共产党国家代际交替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精英阶层。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一个继承过程非制度化的社会的政治过程，主要依靠对其政治精英的分析”[11]。李诚与David Bachman、Hong Yung Lee等学者注意到中国官僚队伍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代际变化，并指出，始于1980年代并完成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技术官僚运动，发生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党政官员的构成。[12]”。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特点的梳理，以及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等分析，在判断中国官员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走向”时有3种观点：其一，新兴精英主要是技术精英，他们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与派系联系在一起，乐于重组中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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