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铭枢、张奚若说毛泽东“好大喜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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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历史专家 文章来源：网络 更新时间：2008-5-15 17:59:02  |
领袖们的“右派朋友”
【毛泽东说：“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1957年6月，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5月8日至6月3日，共13次，以及25次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共有180余人发言）的情况，当他听到罗隆基讽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时，愤然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后来成了反右的重灾区。
此前“整风”中的一系列座谈会上，对执政党或多或少提出意见的民主人士，有张治中、邵力子、朱蕴山、黄炎培、许德珩、刘斐、王昆仑、邓初民、张奚若、陈叔通、钱昌照、李德全、翁文灏等。依照“情理”，他们大概难逃右派的“法网”。此外，马寅初、梁漱溟、傅鹰、梁思成、冯友兰、王芸生、萧军、陶孟和、竺可桢等人，他们或是早已“臭名昭著”的“死老虎”，或是在这次帮助执政党的整风中出了名的（即说过一些极其“反动”言论的人），或在历史上就是右派。奇怪的是，他们居然在这场反右运动中平安无事、无恙无灾。
反右运动爆发前，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说民主人士黄炎培、胡子婴等已从外地考察回来，怕他们在“鸣放”时出现问题，于是赶紧让孙起孟给他们打个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讲话。黄炎培有幸被打过“招呼”，其子黄万里却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曾认为这是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的过错，曾厉声对他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
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讲话，他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样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么！”周谷城、张治中以及上述人物，他们政治上准确的身份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很明确的。笔者想要说明的是，这些“右派朋友”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时信手拈来点了几个人的名字，他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邵力子、马寅初：“有惊无险”】
1957年初，就人口问题提出意见的，除了经济学家马寅初，还有邵力子。邵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作长篇发言（后来还就“以党代政”问题发言），当时他的主张还得到了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医学专家钟惠澜、杨崇瑞等的支持。有意思的是，无论马寅初还是邵力子，后来都没有被打成右派（宋云彬先生和杨崇瑞、刘王立明女士则没有这样幸运了）。就邵力子而言，可能是因他在历史上以“和平老人”和民主人士著称，且当时他曾对章伯钧等在文字改革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过反驳，也就是说反右开始后，他转得快。相较之下，同为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的刘斐就慢了一拍。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即将发动的“大跃进”的意见，当时邵力子仍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支持“节育”。毛泽东则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嘛。”
马寅初呢？当时刘少奇、陈伯达等都在公开场合或指名道姓或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反右运动掀起之后，他理所当然地被提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他的《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然而他有惊无险，这可能与他有过历史上坐牢的“资格”、首先倡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在反右开始后反对取消高校党委制等言论有关。至于后来康生布置批判马寅初，说他是“马尔萨斯的马家”、“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并在北京大学和全国掀起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那毕竟是后来的事了。1958年5月3日，周恩来曾约请正遭批判的马寅初谈话。此后，康生主张将马寅初补划为右派，中共中央统战部为此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马寅初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家，是北京大学教授，国内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是爱国的，坐过国民党的牢，出来后同我们合作；日本投降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他跟学生一起上街，走在队伍前面。这一段历史，是不能篡改的。对马寅初不能定成右派。”
【张奚若：毛泽东认为他是“好人说了错话”】
民主党派领袖之中，先后“落马”的有陈铭枢、黄绍竑等。
反右之后，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小组组长会上讲话。他说：“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后来，毛多次提及此事，并反复引用两人的语言。
说毛泽东“好大喜功”，有陈铭枢，有张奚若，然而两人后来的处境截然相反。陈铭枢因“公然诬蔑毛主席”，受到多次揭发和批判。
张奚若（曾任教育部部长，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批评中共执政以来有“四大偏差”，为什么他说了却平安无事？因为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又被视为“特殊”人物。抗战时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每逢开会便仗义执言，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政协”会议上，是他建议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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